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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是我国农业经济和海洋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不仅满足我国城乡居民对优质水产品的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为全球提提供优质蛋白和食物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室主任、研究员韩杨表示。美国、日本、韩国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多年前就开始探索建设海洋牧场,对渔业资源恢复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有一定促进作用。我国作为世界第一的渔业生产大国和水产品贸易大国,近年来国家也在积极推进海洋牧场建设。韩杨认为,渔业资源维护好,有利于渔业生产、贸易,也有利于海洋和渔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单纯的理解为海洋牧场的发展仅为了渔业生产和贸易等经济效益。

人民日报客户端三农频道:您认为目前国家推进海洋牧场发展的初衷是什么?是否和我国作为渔业大国的生产、贸易有关?

韩杨:要从两个层面看待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从我国与世界发展理念的大背景来看,首先,我国在积极贯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海洋、渔业产业发展也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将发展理念贯穿始终,推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和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其次,我国正积极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SDG14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第二个层面是就海洋牧场本身建设背景来看,近年来我国推进海洋牧场发展的初衷和目标是探索一种新的海洋渔业产业发展模式,要达到对近海海域水生生物资源尤其是渔业资源养护以及维护近海海域海洋生态环境,从而缓解海洋捕捞强度和渔业资源利用压力,推进渔业转型升级,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渔业是我国农业经济和海洋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不仅满足我国城乡居民对优质水产品的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为全球提提供优质蛋白和食物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国水产品总产量连续多年一直位居世界第一,也是世界最大的水产品贸易国。从渔业生产来看,我国的水产品产量主要依靠养殖水产品,水产品也一直是我国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出口的水产品也主要以淡海水养殖水产品为主。目前海洋牧场的主体功能和作用也多重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发挥养护渔业资源的功能,而渔业资源养护的好,海洋生态环境维护的好,这又反过来促进渔业资源增殖作用的发挥,这是相互促进的,循环发展的。渔业资源维护好,有利于渔业生产、贸易,也有利于海洋和渔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但不能片面、单纯的理解为海洋牧场的发展仅为了渔业生产和贸易等经济效益。

人民日报客户端三农频道:建立海洋牧场和平衡经济效益与保护近浅海生态环境、养护水生物资源之间的有怎样的关系?

韩杨:海洋牧场在国际上并没有科学、严谨、统一定义。目前,我国探索的海洋牧场主要有几种类型,包括增养殖型、生态修复型、休闲观光型和兼具上述三种类型的综合海洋牧场。因为类型不同、主导功能和作用也就不相同。我认为良好的海洋牧场应兼顾平衡,发挥好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设海洋牧场的背景是缓解近海渔业资源逐渐衰退的压力,维护沿海近岸水域环境恶化,为解决这些问题探索既能恢复渔业资源,又能维护海洋生态环境,还可以解决一部分因退出海洋捕捞传统渔民的生计问题,因此,它既需要和谐发展的理念,解决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又需要绿色发展的理念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所以,建立海洋牧场应该达到多赢、共赢、双赢的发展目标,应该使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持相互促进、相互平衡、相互融合的关系。

人民日报客户端三农频道:目前海洋牧场发展处于什么水平?海洋牧场的建立,对于推进我国渔业现代化,促进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意义和作用?

韩杨:近几年海洋牧场发展比较快,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海洋牧场还处于探索阶段。尽管美国、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对海洋牧场进行了探索,但由于不同海域生态环境、不同国家渔业现实情况有差异,比如渔业对于本国在生态、环境、重要农产品供给、渔船捕捞能力、渔民生计等、渔业发展阶段有所不同, 所以很多经验并不能直接复制。从产业发展来看,近几年发展较为迅猛,尽管许多地方、许多牧场已经初显成效,但仍然处于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很多海洋牧场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对维护近岸海洋生态环境、渔业资源养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带动了海洋渔业的生产、加工、贸易、休闲、体验、旅游、观光产业融合发展,在解决近海退出捕捞业渔民的再就业等民生等问题上发挥了作用。但是,也有一些海洋牧场发挥的生态效益有待进一步评估,例如,对于海洋牧场内投入到海底的大型装备或者工程设施需慎重,这些对海洋生态环境、渔业资源恢复成效究竟如何,有的可能短期内就可见成效,有的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长周期进行科学准确评估。任何产业发展都有一个过程,至于哪种模式成效更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耐心、维度来评估,也需要研究水生生物资源尤其是海洋渔业资源、海洋生态环境的科学家们更长期的深入跟踪、研究。

就目发展态势看,海洋牧场对于渔业现代化、渔业高质量发展应是一个有益探索,有利于渔业结构调整促进渔业转型升级,也有利于将海洋、渔业融入当地经济发展中。就目前一些海洋牧场发展方式和发展手段来看,已经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人工智能结合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探测海底环境,实现了对渔业资源和水体环境的“可视、可测、可控、可预警、可防风险”。在海洋牧场的发展模式上将生物资源、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多要素等整合在一起,不再是小而分散的单船、分散渔民捕捞作业,而是逐渐发展成初具规模并拥有现代治理理念的现代渔业企业集团式发展,不仅有利于延长渔业产业链,比如现代渔业企业集团有更多人力、财力聚焦到涉渔的生物科技、向渔业产业链的前后延伸,提升渔业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也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促进渔业产业集聚效应,打造特有地域、区域特色品牌,有利整合地域特色鲜明的滨海、港口、渔业等综合经济发展。

人民日报客户端三农频道:现阶段,我国海洋牧场的建设应该由谁来主导?政府、企业等分别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目前都有哪些模式?

韩杨:海洋牧场既可以理解为一种集合多要素渔业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也可以理解为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打造的渔业资源治理的新载体、新手段。作为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其必然要追求经济效益,同时要确保生态效益,这里政府应该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在政策制定、支持和执行方面提供支撑和服务,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企业、协会、渔民等社会力量应作为参与、建设海洋牧场的主体,共同推动海洋牧场发展。如果仅作为公益型,只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发挥生态效益,或者只解决渔业民生就业问题发挥社会效益,而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不仅要发挥主导作用,而是推动发展的主体,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不过,如果只依靠政府财政,尤其地方财政有限的情况下,是难以维持海洋牧场的长久发展的。比较理想的模式应该是前者,政府政策引导,企业、协会等多方社会力量来参与,多资金渠道投入,综合发挥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才更有利于海洋牧场的长久发展。

从目前我国海洋牧场的发展的普遍模式来看,也主要是前者,主要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作为推动主体,但各地模式多有不同,比如山东荣成、浙江舟山、福建霞浦、广东珠海、深圳以及海南的近海沿岸等。也有很多其他沿岸近海城市周边,已经建成了初具规模、且有代表性的现代化的海洋牧场,这些地方要么是国家一级渔港所在地,要么当地渔场具有悠久历史,要么当地有特色涉海或者涉渔产业,要么有很好的现代渔业发展基础条件,要么有得天独厚的生态海岛环境,这些本身增加了海洋牧场建设条件优势。同时,利用现代科技,通过将本地原有的渔业、渔船、渔港和城市特有的滨海经济结合,由中央政策引导、所在成政府搭建服务平台、多渠道资金投入、多参与主体、多产业、多业态、多功能等具有地方特色产业。

人民日报客户端三农频道:除了推进“海洋牧场”外,是否还探索了其他的渔业现代化可行路径?

韩杨:渔业现代化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渔业产业本身发展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渔业或者是海洋综合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化本身就是应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治理模式,创造高产、优质、低耗的产业体系和合理利用资源、又保护环境的、有较高转化效率的自然生态系统,例如,打造智慧渔业和数字渔业,也是实现海洋渔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将渔业产业的物联网新技术、卫星遥感技术与互联网、云平台结合打造智慧渔业;也可以利用渔业养殖、渔船捕捞、加工、流通、港口码头上市交易等产业链各环节的数据搜集和整合,促进整条产业链数字化,加强基础数据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平台,这样既有利于全面提升渔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也有利于提升海洋、渔业等涉综合治理能力的高效化、服务的便捷化,以数字化引领驱动渔业渔村渔港的现代化发展,建立健全管理决策支持技术体系,提高宏观管理的科学性。

人民日报客户端三农频道:我国还采取了哪些海洋、渔业治理政策来促进渔业现代化、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韩杨:近年来,国家在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还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比如说在一直在推进绿色养殖、执行多年的海域使用权、海洋环境的监测、捕捞许可证、渔船数量和功率的 “双控”、减船转产、渔业补贴制度调整、总捕捞量控制和捕捞限额等一系列制度以及推动落实打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简称“IUU”)渔船的港口国措施、伏季休渔度、渔网局的最小尺寸等等一系列的涉及技术、投入、产出的控制治理,包括最近已经修订《远洋渔业管理规定》,以及正在修订的《渔业法》,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在转型升级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上都有取得显著成效,作为负责任渔业大国一直积极为全球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